可是，老天爷却偏偏不给司马炎面子。不仅连年灾荒，而且还相继夺去自己的重臣，甚至是自己的亲生母亲。
司马炎有点绝望，在他写给死去的妈妈的哀策中，他痛苦地写道：皇考背世，始逾三年。仰奉慈亲，冀无后艰。凶灾仍集，何辜于天。呜呼哀哉！也就是说，自己的老爸3年的孝期刚满，本想着能够好好地奉养娘亲，盼望着不再会有母亲不幸的到来，结果母亲去世的现实还是到来了，我司马炎对老天究竟犯了什么错啊！这里的凶灾，当然是指自己母亲去世的消息，但是，也可以解释为包括母亲去世这个不幸在内的一切灾祸。
这几年来加之于司马炎身上的灾祸太多，他有点不知所措了。
为了使老百姓能够生存，泰始二年，司马炎就曾经尝试建立常平仓，他下诏说：百姓们在丰收的年景往往大手大脚，到了荒年就穷匮了，……致使国家在丰年的时候收不到粮食，到了荒年，老百姓饥饿的时候，国家却拿不出粮食加以赈济，并且，也使得一些不法商贩利用囤积居奇，坑害百姓，如果国家建立长平仓，在丰年的时候用布帛以公道的价格从老百姓那里买来粮食，在荒年的时候再用公道的价格把粮食卖给百姓，就可以使老百姓免于饥寒，社会稳定。
但是，当时的大臣们多数认为，目前吴国还没有平定，军粮也不多，如果抬高粮食价格，虽然对农民有利，但是，粮食价格抬高以后，将在今后的对吴作战中，使朝廷筹措军粮的成本大大增加，影响到统一大业。
所以司马炎的打算没有被通过。
到了泰始四年，司马炎亲自耕田以鼓励农作，并且，面对越来越严重的西北旱灾和中原水灾，他终于下定决心，设立了常平仓，丰年政府买进粮食，灾年卖出，以利百姓。
对于中原的灾害，司马炎当然第一想到的是赈济灾民，如《晋书，武帝》记载，泰始4年九月，青、徐、兖、豫四州大水，伊洛溢，合于河，开仓以振之。泰始5年，青、徐、兖三州水，遣使振恤之。等等，然而，对于泰始4年和泰始5年（公元268-269年）河西、陇右地区连年的大旱，也许司马炎也知道那里庄稼没有收成，粮草全无，但是，史料上却没有见到晋国政府振恤那里羌胡的事情，也许当时帝国的确象司马炎说的那样，没有余力吧，后世的学者多责备晋政府的压迫性，剥削性什么的，假如我们理性地把当时的情景复原，也许我们会给出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价，当时的羌胡、鲜卑等文明程度很低，也没有文字，不少部族还是吃人族，保留着吃人的习惯，鲜卑、氐族等都有；父亲死了，就把妈妈做老婆，哥哥死了，就把嫂子做老婆；等等，这对于一个崇尚礼教的晋王朝整个主流民意来说，无疑是难以接受的。如果你们家自留地里突然出现了一群语言不通、满身腥儃、时不时偷吃你家东西、老爸死了和老妈睡并生出一大堆孩子、相互杀人吃的野人，遇到了荒年，你家都吃不饱，你还能把你家的粮食拿出来给他们吃吗？
关键是，在你心目中，不可能把他们定位为你的子民，或者是和你同样的人，过去，把他们请到你的自留地来，而现在自然的你想到的是，把他们逐渐的清理出去，而不是教化他们，赈济他们。所以，司马炎首先想到的是，那些被邓艾在与蜀国对峙的时候所招降的羌胡和数万鲜卑部众，西北地区原来自有疆界，但是邓艾为了排除姜维煽动胡人的危险，把他们迁到自己的眼皮子底下，便于控制。过去，他们是魏蜀两国争夺的人口砝码和潜在的兵力资源，如今，当对蜀战争结束，晋王朝的高官们突然发现，这漫山遍野的羌胡和鲜卑部众除了在战时状态下是急缺的兵员，他们在和平年代下也需要张着嘴巴吃饭，并且他们与汉人杂居，随时有可能出现骚动，司马炎对此丝毫也不能掉以轻心。而对于生活在恶劣环境下的鲜卑来说，进到相对环境较好的地区以后，再让迁回去，那是一百个不愿意。
司马炎为了加强对西北地区的控制，应对可能到来的骚乱，决定分出雍州（陕西省中部及甘肃省南部）、凉州（甘肃省中部西部）、梁州（陕西省南部及四川省东北部）各一部分，设立秦州，州政府设冀县（甘肃省甘谷县），下辖陇西郡（甘肃省陇西县）、南安郡（甘肃省陇西县东南）、天水郡（甘肃省甘谷县）、略阳郡（甘肃省天水县东）、武都郡（甘肃省成县）、阴平郡（甘肃省文县）。司马炎认为胡烈在西部拥有威名，所以，任命他当州长。稍后，还任命了扬州刺史牵弘做凉州刺史。
对于西北地区的部署，朝廷内部还是有人不太放心，据《晋书，傅玄传》记载，作为御史中丞的傅玄，以一个西北人士的眼光对司马炎上书谈了5件事情，除了前4件是说如何应对灾害等，第5件就是专门谈西北的战略部署，他说，“臣以为胡夷兽心，不与华同，鲜卑最甚。本邓艾苟欲取一时之利，不虑后患，使鲜卑数万散居人间，此必为害之势也。秦州刺史胡烈素有恩信于西方，今烈往，诸胡虽已无恶，必且消弭，然兽心难保，不必其可久安也。……惟恐胡虏适困于讨击，便能东入安定，西赴武威，外名为降，可动复动。此二郡非烈所制，则恶胡东西有窟穴浮游之地，故复为患，无以禁之也。宜更置一郡于高平川，因安定西州都尉募乐徙民，重其复除以充之，以通北道，渐以实边。详议此二郡及新置郡，皆使并属秦州，令烈得专御边之宜。”
也就是说，他认为，由于应当安定和武威之间相距较远，如果羌胡叛乱，能够在这里东躲西藏，和官军打游击战，因此，应该在安定和武威之间再设置一个高平郡（宁夏固原县），以切断秃发部的河西鲜卑和乞伏部的陇西鲜卑之间的联系。
对于司马炎在西北的人事安排，傅玄表示赞同。
按道理说，胡烈和牵弘应该是比较合适的人选，傅玄没理由不赞同。
胡烈，字武玄，是魏国车骑将军阴密侯胡遵之子，可谓是将门之后。大哥胡广，字宣祖，位至散骑常侍、少府。二哥胡奋，字玄威，以功累迁征南将军、假节、都督荆州诸军事，迁护军，加散骑常侍。胡烈本人，为将伐蜀，常为军锋。钟会反叛，胡烈与诸将都被闭在城内。胡烈年仅18的儿子胡渊，第一个率领士卒，攻进成都杀了钟会，名播四海。
牵弘也是如此，是魏国名将牵招的次子，史书上说，牵弘亦猛毅有牵招之风，以陇西太守随邓艾伐蜀有功，并且，在扬州刺史任上，与吴国大将军丁奉交手，打退了丁奉的进攻。史书对牵弘的评价是：“果烈”。
还有比这样的猛将更合适的人选吗？
但是，晋国朝堂上不同的声音也还是有的，比如，大司马陈骞就是一个例子，据《晋书，陈骞传》记载，（陈骞）因入朝，言于帝曰：“胡烈、牵弘皆勇而无谋，强于自用，非绥边之材，将为国耻。愿陛下详之。”就对司马炎的西北边将的安排提出了异议。
不过，司马炎知道陈骞和牵弘有过节。
那还是在陈骞做大将军、都督扬州诸军事的时候，牵弘是他的直接下属，但是，牵弘却“不承顺骞命”，不听他的话。
为什么呢？我们只能猜测，这也许和陈骞的出身，以及陈骞和牵弘的为人中寻找答案：
大家都知道，陈骞的父亲是魏司徒陈矫，陈矫本来广陵的刘氏，为外祖陈氏所养，因而改姓陈。（这是《晋书陈骞传》的说法，而《晋书，刘颂传》却说，（陈矫）“出养于姑，改姓陈氏”。），而广陵刘颂，是汉广陵厉王胥之后。世代是当地的名族。广陵有雷、蒋、谷、鲁四姓，当时人们说：“雷、蒋、谷、鲁，刘最为祖。”后来，刘颂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了陈矫，虽然一个是广陵的刘姓，一个是临淮的刘姓，但是毕竟是近亲关系，所以，被当时的人们讥笑。中正刘友就当面嘲笑刘颂，刘颂拿上古舜的后代姚姓和虞姓、陈姓和田姓本是一家，也通婚来勉强说事。刘友还要弹劾，被深得司马氏信任的陈骞阻拦，才没弹劾成。即便是这样，当刘颂问法律专家陈默、蔡畿的时候，二人异口同声地站在刘友一边，杜畿还说：刘友虽然冒犯了您，但是，社会舆论的确以为刘友是对的。可见，在当时，人们对陈骞家是个什么印象，虽然你位高权重，但是，那有怎么样呢？还是一个字：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