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马颖按照卢志的意见，拜受了徽号，而坚决推辞九锡之礼——与此相反，司马冏可是笑纳了。不过，司马颖也和司马冏一样，请求赏赐自己的手下，于是，朝廷对于司马颖的功臣卢志、和演、董洪、王彦、赵骧等五人，都封开国公侯，其中卢志为武强侯，并加散骑常侍。不多不少，和司马冏待遇一样，都安排5位侯爷，免得说偏心。
不过，司马颖的良好表现还在继续。
首先，司马颖上表说：“大司马司马冏前在阳翟的时候，与强贼相持的时间较长，当地百姓受到的祸害也最大，如今，那里的百姓饥饿冻馁，应该马上去赈济。我请求征发郡县的大车小车，一块运送我这里的邸阁米（即：战备军粮）十五万斛，以赈济阳翟那里的饥人。”
紧接着，卢志又对司马颖建议：“黄桥之战，我军阵亡的将士有八千余人，既经过了夏暑，尸体暴露在外面，实在是件令人伤心的事。当年周王埋葬路边的枯骨，《诗经，小雅》的诗歌中就有‘行有死人，尚或墐之’这样的诗句用来赞美。况且这些为了捍卫王室而死的将士呢！”司马颖也听从了，命令制造了8000个棺材，用自己成都国的食邑钱，为死者做成寿衣，收敛以后再郑重祭祀，统一在黄桥北面开辟一块无名将士公墓，建立祠堂，刊石立碑，记载8000死难将士的赴义之功，使遗属四时有地方进行祭祀。同时，对于死难家属，发放比一般战役战死高二等的抚慰金，并在死难将士的家中发放“烈士家属”门匾（“仍表其门闾，”）。不仅如此，而且，命令河内温县当地政府也埋藏在溴水之战中战死的司马伦一方士卒14000人。
自司马颖离开洛阳以后，与成都王司马颖以退为进、收买人心的做法相反，齐王司马冏却更加专权恣肆。殿中御史桓豹没有经过司马冏先审阅，就直接向皇帝上书汇报工作，司马冏知道以后，竟然把桓豹拷打至死（《晋书，司马冏传》：“即考竟之。”关于“考竟”一词，传统理解是这样的，但是，如今有人写论文说：考竟是“考问案情，穷究其事。”的意思。个人以为，这是望文生义，考竟当然含有这个意思，但是，从《晋书》多处记载中可以认定考竟就是拷打之死的意思，比如，在说诛杀贾午、赵粲等人的时候，也是用的“考竟”二字，由此，今从众，采用拷打至死的涵义，“竟”当翻译为：完、死之意。）这件事，让朝野大为震惊，史书记载：“于是，朝廷侧目，海内失望矣。”——仅仅是拷打一下不听话的御史，似乎还不至于引起如此大的震惊吧？
司马冏的很多下属也都为此忧心忡忡，劝谏司马冏，但是，司马冏完全听不进去，始终不改，不仅不改，而且“骄恣日甚”。
差点被司马冏杀掉的陆机，对司马冏也是心怀不满，看不惯司马冏那样子。他一气之下，写下了《豪士赋》来讽刺司马冏。
在《豪士赋》中，陆机嘲笑司马冏“岂能懂得功业在其自身之外，所担任的职位超出了他的才能呢！”并且，以为司马冏的错误就在于“自身危险是由于权势过大，却不知削减权势来求得平安；祸患的积累是缘起于太多的恩宠，却不知谢绝恩宠以招来福气”。同时，陆机还意识到：“民心一天天失望，危机即将爆发，但他却正在低头抬头都目空一切，认为自己足以夸耀于世人，讥笑古人做得不好，忘了自己的事情已一团糟，知道从前的功勋可以倚仗，却弄不清成败有时机”。最后，陆机指出，司马冏也许很快就会覆灭，“因此事情到头气运完了，一定会倾覆；风起尘扬，而祸患到来常常是很残酷的。”对于陆机《豪士赋》究竟是在齐王司马冏死前写的，还是死后写的，历来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一种是唐修《晋书》说是齐王死前；一种是臧荣绪的《晋书》说是死后，个人采信唐修《晋书》的说法。
于是，天下都归心成都王司马颖了。
连陆机都看到司马冏不足成事，同时又感激成都王司马颖的救命之恩，他谢绝了同是吴国人的顾荣、戴渊等友人的劝说，自以为自己既有才，又有名望，就投奔了成都王司马颖。
九锡之礼，司马颖是坚决不拜，至于离开邺城去洛阳，司马颖却是因为自己的一个亲信孟玫不想回洛阳，再加上老妈程太妃喜欢住在邺城，所以，商量了很长时间都没有决定下来。
当时，司马颖在讨伐司马伦的过程中，招募了大量的“义从”，（即感于大义而加入军队的人），他们不是职业军人，如果司马颖去洛阳的话，就有可能还用得上这些人，如果不去的话，也许就可以就地解散了，但是，司马颖迟迟决定不了。
这些壮士因为长久在外，不免思念家中妻儿老小，有个别人就偷偷离开军队、当了逃兵，更多的人则心存埋怨，当时就有人在邺城的城门上题写道：“大事已经完了，我们要回家了，过去是因为感于大义而来，今天也是感于大义而去，以后如果您还有急，再给我们说一声。”司马颖见到此情，只好把招募的军队解散了，这样，百姓们才安心下来。
“义从”一去，司马颖也铁了心不离开邺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