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天，南京城的大街小巷，各个人员聚集的场所，都不乏在讨论《启民报》上最新消息的。
经过五年多的发行，现在的启民报发行量已经相当可观，由于是皇家内帑全资控股，又有启民书社做后盾，很快就从最初的净亏损，逐渐转为盈利。
每期发行稳固在两万左右，可别小看这个数字，因为这年头还不像后世的工业化时代，底层老百姓对于这些东西不甚感冒，最多只是闲暇时在路边茶摊旁听人唠叨而已。
真正订阅大户，还是中低层知识分子、吏员、商人等等，虽然到了明代，市民社会中的知识分子数量已经相当可观了，但相较于底层百姓，自然还是少数。
而且这年头的人，都比较节俭，一般情况下都是一人，或是几个人定期买一份，随后传阅其他人的。
还有茶肆、酒楼之类，也会定期订阅几份，作为吸引顾客的手段，摆在店里。
甚至有些会雇上个识字的小厮，每天就在大堂里，念各种报刊。
以至于南京城内，早茶听新闻，都快成为一时风尚了。
“计划在光烈十三年中以前，向北方各布政使司，移民四十万户，有关移民方略......”
“五年内，预将新建小学堂一千七百八十所，中学堂一百六十五所......毕业即在读小学以上学生数量应超过一百四十万人，中学以上七万五千人。”
“五年内，朝廷财政收入应较光烈八年，至少上涨五成，军费预算，应由占全部财政支出六成，下降为三成半，民生支出增长两成半。”
“五年内，将以内帑和财政联合出资形式，在应天、顺天、济南等十一地，建立医学堂，至少在光烈十三年中以前，向军、民单位，输出培养医学人才一万三千人。”
“五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健全预备兵役体制，改变各布政使司、府，都司、兵曹职能......在全军展开文教扫盲活动，于光烈十三年十月前，完成全军‘四化’初步建设。”
酒肆里一名十三四岁的半大小厮，拿着个新刊启民报大声念着，正是这几天吵得沸沸扬扬的朝会简要。
他是江宁二小的学生，不过家庭条件不太好，便在休沐放假的时候出来兼职，这年头也没个未成年人保护法的，十二三岁就出来做工或是下地耕作的大有人在。
大堂里吵吵嚷嚷，大部分都是底层力夫或是脚商之类的市民。
“这‘四化’是甚意思啊？”
一名身着短打的壮年汉子，向身边的同伴问道，他们都是进城务工，做些体力营生的力夫。
身侧年纪稍长的工人解释道
“我听之前认识在城门当差的军爷，说是什么‘政治化，知识化，制度化，精英化’，不知是啥意思，反正大概以后当兵好像还必须得认字才行。”
“认不认字不知道，但听说很多以前当兵的，这会都要被裁了！”
“那岂不是没了营生？这些军汉愿意？”
“诶，人家官府开的条件好啊，又是分田，又是给银子，立了功的，还能在官府那里领差事。”
邻桌喝酒的脚商应和道
“却是如此！我前几日就看到，这南京城巡曹衙门里，多了不少生面，许是军中转来的......”
当然，他们更为关心的倒不是什么军队，而是这份五年规划里的其他内容，比如鼓励私人行社发展的，有关税务调整的，等等。
规划中提到，未来银行将逐渐提供部分抵押信贷服务，倒是算给许多新建行社商人的福音。
而对于这些数量还不算多的新兴工人群体而言，另一个有关制定劳资纠纷法案的信息，更加值得关注。
随着政策开放，工商业繁荣，不少失地佃户干脆涌入城市，在各商业行社、工坊中成为职业工人，而不同于过去那种农闲才做些生计补贴家用的短工。
这大概也是最早的无产阶级群体
事实上过去，从明中期以来，工商繁荣的江南地区，就已经出现类似的城市群体，比如万历年间的书画文学大家陈继儒，就曾在所撰写的“葛将军墓碑”中，记述了我国历史记载中，第一次资本劳动关系下的工人罢工和武力斗争。
苏州纺织工人领袖葛成，“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响应”，带领起事工人，杀死了劣绅黄建节等人，驱逐税监太监，最后虽然失败，但依旧为当地百姓传颂，祭祀不断，昆曲中《万民安》、《蕉扇记》，均为歌颂此事，苏州士民，称之为“葛将军”。
而光烈三年以来，朝廷的种种政策，更加刺激了江南商品经济的发展，于是乎，这种崭新的，与过去传统观念中大相径庭的生产模式，开始在各个城市中蔓延。
从业于纺织、冶炼等等劳动密集产业的士绅们，惊讶的发现，随着朝廷先后取消调供制度、匠户制度后，直接将资金投入某一商品的扩大生产，远比过去在城乡间搞农副产品转运要赚钱得多。
他们不再选择像过去那样，从乡间一家一户的收购布匹，运到城里销售，而是干脆就在城镇边缘购置土地，建立作坊，雇佣工人，进行统一生产。
这一方面是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所决定的，另一方面，也是官办工坊所采取的生产模式。在工部下辖的几个官办公司中，常常有技术熟练的工人，乃至于底层官吏，积累了一定资本后，可能也觉得自己没有继续升迁的机会，干脆直接选择辞职，回到家乡，自己开办铁铺或者木工铺子等等。
一开始工部还十分警惕这种状况，但上报到内阁那边时，朱由榔亲自给予了批示，只要没有保密技术泄露，不应干预正常的市场活动。
而这些“下海创业者”，在自己经营的产业中，又不自觉的把官办工坊中的管理模式带到市场当中。
于是乎，沿海、沿江许多城市，出现了一大批效仿官办企业管理制度所建立的私人企业。
什么“松江通惠纺织公司”、“泉州远洋商贸公司”之类的，不仅是名字，连内部的管理，什么审计科、财务科等等，都像模像样。
这也是朱由榔坚持将行政中枢留在南京的主要原因之一
不得不承认，中国的地理环境中，最适宜于产生规模工商业和近现代经济萌芽的地方，就是东南沿海。
在工业革命以前，还没有“重工业基地”这种说法，北方的矿业资源优势短时间内，至少是朱由榔有生之年，都是看不到大规模开发运用的那一天。
所以，东南地区的这点火苗，实在是太重要了。
这种经济转型的过程，必然会带来极大阵痛，和大量不可预计的风险。
毕竟在后世，我国是后发现代化国家，是可以通过外部输入的方式实现经济转型的。
但在这个时代，大明所处的，却是“原发现代化国家”的位置，也就是原本历史上，英国所处的历史阶段，而这样的发展过程，是没有先例可考的。
现在，这个火苗依然不够剧烈，甚至通过下面统计的一系列信息和数据，朱由榔还敏锐地发现。
自己灭亡清虏，收复北方，创造出了一个稳定环境。
反而在某种程度上，抑制了发展......
原因很简单，明末天灾人祸，导致人口下滑严重，而朱由榔收复北方，限制兼并，大量移民，又进一步缩减土地矛盾。
于是乎，大家既然有田种，可以继续过自给自足式的小农经济，为什么要参与市场分工？为什么要消费商品，参与工业生产？
这就是大明想要现代化，不同于英国所面临的情况，因为英国太小了，它的主要市场在国外而非国内，而大明的主要市场，却是在国内......
这种尴尬态势，只有生产力的质变，才能真正打破。
前所未有的社会形态，将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进步与生产力。
但也会带来前所未有的社会矛盾
朱由榔必须要时刻不离地盯着它，即使保护，也是控制。
因为走到这一步，他自己对于未来，都是比较迷惘的，起码过去，战争也好，政治人事也罢，都还能从前世历史记忆中的只言片语找到依照。
而现在，他却是真的只能自己下河摸着石子过路了。
就在这份五年规划当中，就有一个不大起眼的机构调整。
原翰林院正式成为真正的学术研究机构，不再参与行政工作，未来翰林院将会分为两个部分，格物院和策研院。
前者是自然科学研究机构，后者是社会科学研究机构。
而且新的翰林院也逐渐消退了官僚性质，成为超然于行政体系之外的科研机构，简单来说，翰林院的学者，就和行政部门分成两个系统了，只是人事上受内阁管辖而已。
原本就具有“半官方”背景的黄宗羲，被聘请为策研院学士。
朱由榔，这是觉得自己脑袋不够用，干脆开始培养本土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学科，来充当智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