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他的继爷爷则是大名鼎鼎的王粲，（“建安七子”之首，和曹植并称为曹王。）
东汉末年，王弼的爷爷王凯与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想把女儿嫁给王粲，可是又嫌他形貌丑陋，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生子王业，王业生了王弼。后来王粲绝嗣后，以王业为继嗣。因为王粲年轻的时候十分了得，过目成诵，十四岁到长安大学者蔡邕（蔡文姬之父）家，蔡邕是倒穿着鞋迎接，并把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王粲最后又把书传给了王弼。
王弼小的时候，就喜欢黄老之学，当时的名士在一起谈论问题，大家都一致认为某个道理是正确的，等王弼一来，三下五去二，就推翻了，而且大家都叹服。
何晏曾经叹服说，孔子曾经说过后生可畏啊，王弼真是可以一起谈论天和人的深邃道理的人啊！
人活着，总要给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每天，阳光象金子般地撒在身上，洁净无比的空气荡涤了胸中的污浊。
那么，仅此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尊贵无比、聪颖美貌、有学有识、有志于建功立业而被搁置一旁、无所事事的何晏来说，我敢肯定不是。
每天，日出日落，吃喝拉撒，有意义吗？
夏侯玄的家庭悲剧，官场的失意，现实生活的平庸和冷酷，也不得不使人把头伸到“窗外”透透空气。
如果不让做事，那么，咱就好好的生活，开开文化沙龙，探讨探讨哲学，著著书立立说，也很惬意嘛。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真实的，那么，我死去以后呢？
要么是什么也没有。
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对于我而言，这个世界不是也不存在了吗？
如果进入另外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不是就象昨晚我做过的梦一样，彼时是那么真实，而此时却是虚无的吗？
因此，这个世界的一切爱恨情仇不都是一场梦境，都来源于无，复归于无吗？
在何晏的思索、论辩和倡导下，当时的士人大多数对于“无是万物产生的本原”这一看法，都比较认同。
我们每一个人大到建功立业，小到吃饭穿衣，在我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左右着我们非此即彼的原动力，看似理所当然的全身，其实，都有这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周围事务的本质看法，这就是哲学；一个朝代的施政方针也与统治者的看待事务的根本方法密切相关。
西汉初年一直到汉文帝的时候，一直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君主“清心寡欲”“无为而治”，认为，统治的根本在于统治者不折腾，不打扰，不干涉，那么，天下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符合“大道”地发展。到了汉武帝，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影响到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革命，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生态的与民休息的不管不问的治国理念，在雄才大略、要求出兵赶跑匈奴的汉武帝眼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而儒家的入世进取、等级观念、忠诚理念等对于规制一个团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儒家关注于团队，关注于进取而设计的种种规矩，多多少少忽视了对于个性的关怀。
孔子的思想是儒学的源头，但是，在我看来，却和儒家，儒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更与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僵化、禁锢中国人活泼人性的儒学大相径庭。
当一种思想被赋予、点缀了很多外在的规矩以后，那规范我们日常生活、逐渐植根于我们脑海中的条条框框作为一种看不见的事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地成长——离开原初它所依旁着的思想，最终与远来的思想面目全非。
三国，是一个颠覆的时代。
各种思想空前活跃，曹操本人通脱自然，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发展。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各种古老的思潮和文化，审视那已经走上神坛的儒教。
自由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而何晏，在被压抑的仕途上，他思索着自我。
他是第一个试图把儒家和道家合二为一的人，用道家的眼光去诠释儒家，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他试图用思辨、用开诚布公的讨论，把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还原其本来的可亲的面目，用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解释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
“无”作为何晏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一切事务、论辩、行为的出发点。《晋书》卷43《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到曹爽执政，也就是正始这几年中，何晏、夏侯玄因为与曹爽关系友善，被提拔重用。他们在野期间形成的处世哲学并没有因之而改变，反而因为王弼的到来而更加丰富多彩了。
正始初年，何晏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在学术界声名藉甚，而当时才王弼只有十五岁，何晏呢，已经50左右了，可他一见到王弼就大为欣赏，认为他可以与自己共同探讨“天人之际”，感叹着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可以说，就魏晋玄学的开山者是何晏，集大成者，为王弼。
何晏本来注了《老子》，可是看到王弼也在注释，看看王弼的，自己也不敢称为老子注释了，改成《道德二经》。
同为玄学，同样认为万物来源于无，那么对于“无”是什么？王弼认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不是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认为“无”既然无形无象，它本身就不能独立存在，所以必须通过“有”（具体事物），所以，“无”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无”和“有”，只是本末和体用的关系，“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万物虽有万形，最终只能回归它们的共同根本——“无”。
基于“以无为本”的观点，何晏、夏侯玄、王弼都主张为人、为政、名教上都要顺应自然。比如，王弼说：“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主，尊卑高低、制度约束等是次，因此，名教也要合乎自然；人性上，王弼主张性为主，情为末，即所谓“性其情”。
如今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把皇帝神圣化，把圣人神圣化的时代也许是有很大意义的。何晏就不敢承认圣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王弼认为圣人照样有喜怒哀乐，只是他们善于控制罢了。
玄学家讨论的问题除此之外还非常广泛。还如，在认识论上，所谓“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就是说语言能不能说清道理上，也一直是魏晋玄学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围绕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王弼的“得意忘言”，对于中国以后的诗歌、绘画审美境界有极大的影响。
因为，这些问题都十分务虚，语言交锋十分玄妙，使得这些人不仅关注的问题脱离事务，语言也随之不便被一般人理解，行为也不同寻常，这对以后东晋上层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做具体工作为“俗务”，以片言只语体悟玄妙，以超凡脱俗为高标。
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世界观的问题以后，在现实生活中，何晏选择了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了魏晋以后很多人；由于何晏性欲比较强，他开始尝试服用很多年来没人敢服用的“寒食散”，从此以后，服药（特指服用寒食散）称为魏晋名士的标志性符号，也成为上流社会的风尚。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引晋皇甫谧曰：“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必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余亦豫焉。”苏轼亦说：“世有食钟乳、鸟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