狼在捕食猎物上，通常都不会是独自去攻击猎物。一般是整个狼群一起上，大家一起攻击猎物。狼在这点上是很聪明的，它懂得集中兵力去攻击敌人。
在战场上，往往恋战是不会取得胜利的，相反，集中实力，给敌人迅速一击，反而会赢得战争，就如孙子提出的“其势险，其节短”，要把自己的“态势”做得险峻逼人，这样发起攻击时，才会短促迅捷，让敌人没有招架之力，成为胜利的一方。周恩来领导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正是如此。
1926年10月至1927年2月期间，上海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共举行了两次反对北洋军阀的武装起义，但这两次起义都被军阀孙传芳镇压下去了。到了1927年的3月，中共决定由周恩来任特别军委书记、武装起义总指挥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
对于前两次武装起义的失败，周恩来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是因为之前没有充分的准备，导致在战争中措手不及。第二是因为武装起义的领导人在事变中缺乏果断，导致在战争中自乱阵脚。所以在组织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针对这两点问题，进行了长足的改善。
那时北伐军已控制了浙、赣两省和安徽大部分地区，前锋从南、西两面直逼苏南。直系军阀孙传芳虽然已经将军队撤离了上海，但奉系军阀张作霖又派鲁军毕庶澄部进驻上海。当时，毕部只有3 000人左右，加上当地2 000名警察，也总共只有5 000人左右，战斗力不强。
在上海工人阶级这边，仅上海总工会的会员有28.9万多人，工人纠察队有3 000千人，自卫团有100人。论兵力，我们要大大强过军阀部队。虽然兵力占很大的优势，可是已经组织起来的工人武装人数不多，训练不够，武器装备也十分缺乏。不仅如此，北伐军中，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已经开始了明目张胆的反共活动，对工人武装起义不仅不会积极呼应，还会予以破坏，这些起义的不利条件让上海工人阶级很是担忧。
周恩来针对这样的情况，开始做一系列准备工作，主要有组织队伍，筹集武器和制定计划这几个方面。他把工人纠察队扩大到5 000人，自卫团扩大到500人，同时组织特别队。工人武装按区组织成大队、中队，为麻痹敌人，每天夜里进行训练。周恩来还经常到各纠察队去指导训练，并亲自教工人练习射击。为了培养起义骨干，指挥部举办了军事训练班，由具有军事经验的中共党员做教员，讲授枪械使用方法、《暴动须知》和巷战战术，并进行一些军事训练。
此外，周恩来还积极组织筹集武器弹药。他们自行用染料制造炸弹，并在租界购买了250支手枪。当时，上海一些军阀和资本家为了保护自身安全而组织了保卫团，周恩来指示工人骨干参加进去，以掌握武器，分化敌人。就这样，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对进攻目标、力量、方法、时间等作了详尽的规定，对全市和各区都制定了书面作战计划。
一切准备得当之后，武装起义的领导人们又关于起义的具体时间进行讨论。因为这次既要与北伐军的军事进展相配合，又要独立行动，避免失去时机。当时陈独秀主张，两个条件具备方可行动，一个是上海没有驻兵，二是北伐军到松江后仍继续前进，或者等它到上海南郊的龙华。但周恩来不这么看，他主张“假使松江下，必可动，毕决不致再守上海。苏州下，也必可动，因他也不能枯守上海，同时他的兵队必有一部分溃散。”
相较之陈独秀的看法，会议接受了周恩来的主张，确定：“一是松江下。二是苏州下。三是麦根路与北站兵向苏州退。三个条件有一个就决定发动。”3月18日，北伐军到达松江，与军阀部队激战。3月19日，上海区委主席团召开紧急会议，周恩来提出，如果今天12点以前，有毕部溃退消息，那就下令罢工，看准时机，立刻起义。于是立刻下达了预备动员令并颁布了行动大纲。
到了3月19日这天北伐军攻克松江，前锋推进到上海龙华。中共当机立断，在3月21日果断作出武装起义的决定。12时，全市各大工厂汽笛长鸣，80万工人举行总同盟罢工。下午一时，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爆发。全市80万工人实现了总罢工并立即转入武装起义，租界里的中国工人也集合到华界参加起义。随即工人纠察队分别从南市、虹口、浦东、吴淞、沪西、沪东、闸北等七个区向反动军警据点发动猛攻，市民群众也主动帮助纠察队筑街垒、运弹药、送食品。工人武装经过30个小时的浴血奋战，于22日6时许攻克了敌人的全部据点，占领了上海，取得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的胜利。
这次起义打击了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反动统治，显示了中国工人阶级的顽强战斗精神和强大的组织力量。这次起义之所以会取得胜利就是因为起义领导人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敌人，不拖泥带水，让军阀没有还手之力。
狼在捕食猎物时，总会以抓住猎物的易攻之处，然后迅速捕捉，撕开缺口，乘胜追击，直至成功捕食猎物。
撕开缺口，乘胜追击。这一战略往往被用于军事战争上。万源保卫战便是如此。
蒋介石见红军和根据地迅猛发展，于1933年7月7日委任刘湘为“四川剿总司令”，刘于当年10月4日在成都宣誓就职，即命：邓锡侯为第一路总指挥，田颂尧为第二路总指挥，李家钰为第三路总指挥，杨森为第四路总指挥，王陵基为第五路总指挥，刘存厚为第六路总指挥。一、二、三、四路从西线进攻，五、六路从东、从南进攻，六路大军成弧形包围圈向红军进攻，声称“三个月肃清共产党”。
面对强敌，我红军指战员镇定自若，采取“收紧阵地，相机击敌”的策略。在收缩中打了不少漂亮仗，消灭了不少敌人。到1934年5月，红军根据地收紧到东起万源城东二三十里的笋子梁、大面山，南沿青花溪、石人坝、黄钟堡、五台山、插旗山，西至通江的五木坎、得胜山一线。敌军的包围越缩越紧，革命根据地越来越小，只有赤北、赤江、红江、万源、红胜、陕南等几个县的部分土地，面积不过8 000平方公里，人口不过150万人。
徐向前总指挥经过调查研究，决定首歼孤悬在外的青龙观之敌，以此为突破口，实施东线反击。1934年8月9日傍晚，红军274团二营为先头部队，夜袭青龙观，围歼一个旅，同时，玄祖殿、大面山、孔家山、八庙垭等地红军也向敌人发起进攻，共歼敌1 000余人，撕开了敌军的防线缺口。经过纵深穿插，乘胜追击，把敌军赶至洲河右岸，结束东线反攻。继而开始西线反击，一月之间，几乎全部恢复了原根据地，而且东北的城口、西北的广元等县还向前有所发展。
刘湘拥有20万兵力，300万元军费，300万发子弹，发动的“六路围攻”就这样彻底破产了。他“兵折八万，将损三千，二十年的精华，毁于一旦”。从此四川军阀一蹶不振，闻风丧胆。
谈判也要乘胜追击，在对手动摇的时候毫不犹豫地亮出手中的最后一张牌，给予最后的一击，彻底将对方的心理防线击垮，获得最后的谈判胜利。由此可见，只要我们灵活运用撕开缺口，乘胜追击可以广泛应用于各种场合。
集中兵力攻敌一点，撕开缺口乘胜追击。这是狼百万年来的生存智慧，也是我们打败对手取得胜利的智慧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