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69章 颠覆时代

而他的继爷爷则是大名鼎鼎的王粲,(“建安七子”之首,和曹植并称为曹王。)

东汉末年,王弼的爷爷王凯与族弟王粲避乱荆州,依附刘表,刘表重粲之才。想把女儿嫁给王粲,可是又嫌他形貌丑陋,就把女儿嫁给了王凯,生子王业,王业生了王弼。后来王粲绝嗣后,以王业为继嗣。因为王粲年轻的时候十分了得,过目成诵,十四岁到长安大学者蔡邕(蔡文姬之父)家,蔡邕是倒穿着鞋迎接,并把家藏书籍文章万卷送给了王粲,王粲最后又把书传给了王弼。

王弼小的时候,就喜欢黄老之学,当时的名士在一起谈论问题,大家都一致认为某个道理是正确的,等王弼一来,三下五去二,就推翻了,而且大家都叹服。

何晏曾经叹服说,孔子曾经说过后生可畏啊,王弼真是可以一起谈论天和人的深邃道理的人啊!

人活着,总要给自己找一个活下去的理由。

每天,阳光象金子般地撒在身上,洁净无比的空气荡涤了胸中的污浊。

那么,仅此就是生活的全部意义吗?

也许是,也许不是。

但是,对于一个从小尊贵无比、聪颖美貌、有学有识、有志于建功立业而被搁置一旁、无所事事的何晏来说,我敢肯定不是。

每天,日出日落,吃喝拉撒,有意义吗?

夏侯玄的家庭悲剧,官场的失意,现实生活的平庸和冷酷,也不得不使人把头伸到“窗外”透透空气。

如果不让做事,那么,咱就好好的生活,开开文化沙龙,探讨探讨哲学,著著书立立说,也很惬意嘛。

如果在这个世界上生活是真实的,那么,我死去以后呢?

要么是什么也没有。

如果什么也没有,那对于我而言,这个世界不是也不存在了吗?

如果进入另外的一个世界,那么,这个世界对于我而言,不是就象昨晚我做过的梦一样,彼时是那么真实,而此时却是虚无的吗?

因此,这个世界的一切爱恨情仇不都是一场梦境,都来源于无,复归于无吗?

在何晏的思索、论辩和倡导下,当时的士人大多数对于“无是万物产生的本原”这一看法,都比较认同。

我们每一个人大到建功立业,小到吃饭穿衣,在我们的思想深处都有左右着我们非此即彼的原动力,看似理所当然的全身,其实,都有这我们对这个世界和周围事务的本质看法,这就是哲学;一个朝代的施政方针也与统治者的看待事务的根本方法密切相关。

西汉初年一直到汉文帝的时候,一直崇尚老子、庄子的哲学,君主“清心寡欲”“无为而治”,认为,统治的根本在于统治者不折腾,不打扰,不干涉,那么,天下自然按照自然的法则符合“大道”地发展。到了汉武帝,思想界发生了一次影响到中国整个“封建社会”的革命,那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原生态的与民休息的不管不问的治国理念,在雄才大略、要求出兵赶跑匈奴的汉武帝眼里,已经失去了往日的作用,而儒家的入世进取、等级观念、忠诚理念等对于规制一个团队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但是儒家关注于团队,关注于进取而设计的种种规矩,多多少少忽视了对于个性的关怀。

孔子的思想是儒学的源头,但是,在我看来,却和儒家,儒教是两个不同的事物,更与南宋以后,逐渐形成了僵化、禁锢中国人活泼人性的儒学大相径庭。

当一种思想被赋予、点缀了很多外在的规矩以后,那规范我们日常生活、逐渐植根于我们脑海中的条条框框作为一种看不见的事务,会随着时间的推移,独立地成长——离开原初它所依旁着的思想,最终与远来的思想面目全非。

三国,是一个颠覆的时代。

各种思想空前活跃,曹操本人通脱自然,引领着那个时代的发展。

人们开始重新审视各种古老的思潮和文化,审视那已经走上神坛的儒教。

自由清新的空气扑面而来。

而何晏,在被压抑的仕途上,他思索着自我。

他是第一个试图把儒家和道家合二为一的人,用道家的眼光去诠释儒家,援道入儒,调和儒道。他试图用思辨、用开诚布公的讨论,把被阴阳五行、谶纬迷信神秘化了的儒家思想还原其本来的可亲的面目,用老子庄子的哲学思想解释这个我们生活的世界。

“无”作为何晏哲学的最高范畴,也是一切事务、论辩、行为的出发点。《晋书》卷43《王衍传》: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等祖述老、庄,立论以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不存者也。阴阳恃以化生,万物恃以成形,贤者恃以成德。不肖者恃以免身。故无之为用,无爵而贵矣。

到曹爽执政,也就是正始这几年中,何晏、夏侯玄因为与曹爽关系友善,被提拔重用。他们在野期间形成的处世哲学并没有因之而改变,反而因为王弼的到来而更加丰富多彩了。

正始初年,何晏被提拔为吏部尚书,在学术界声名藉甚,而当时才王弼只有十五岁,何晏呢,已经50左右了,可他一见到王弼就大为欣赏,认为他可以与自己共同探讨“天人之际”,感叹着说:“仲尼称后生可畏,若斯人者,可与言天人之际乎?”

可以说,就魏晋玄学的开山者是何晏,集大成者,为王弼。

何晏本来注了《老子》,可是看到王弼也在注释,看看王弼的,自己也不敢称为老子注释了,改成《道德二经》。

同为玄学,同样认为万物来源于无,那么对于“无”是什么?王弼认为“以无为本、以有为末”,不是老子说的“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他认为“无”既然无形无象,它本身就不能独立存在,所以必须通过“有”(具体事物),所以,“无”存在于天地万物之中,“无”和“有”,只是本末和体用的关系,“有之所以为利,皆赖无以为用”,万物虽有万形,最终只能回归它们的共同根本——“无”。

基于“以无为本”的观点,何晏、夏侯玄、王弼都主张为人、为政、名教上都要顺应自然。比如,王弼说:“善治政者,无形、无名、无事、无政可举,闷闷然,卒至于大治”;对名教与自然的关系,认为,自然是主,尊卑高低、制度约束等是次,因此,名教也要合乎自然;人性上,王弼主张性为主,情为末,即所谓“性其情”。

如今看起来很稀松平常的事情,在把皇帝神圣化,把圣人神圣化的时代也许是有很大意义的。何晏就不敢承认圣人也是有七情六欲的人,而王弼认为圣人照样有喜怒哀乐,只是他们善于控制罢了。

玄学家讨论的问题除此之外还非常广泛。还如,在认识论上,所谓“言尽意”还是“言不尽意”,就是说语言能不能说清道理上,也一直是魏晋玄学讨论中的一个重要课题。人们围绕这些形而上的问题,进行深入的论证。王弼的“得意忘言”,对于中国以后的诗歌、绘画审美境界有极大的影响。

因为,这些问题都十分务虚,语言交锋十分玄妙,使得这些人不仅关注的问题脱离事务,语言也随之不便被一般人理解,行为也不同寻常,这对以后东晋上层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以做具体工作为“俗务”,以片言只语体悟玄妙,以超凡脱俗为高标。

从哲学的高度解决了世界观的问题以后,在现实生活中,何晏选择了及时行乐的态度,这种态度影响了魏晋以后很多人;由于何晏性欲比较强,他开始尝试服用很多年来没人敢服用的“寒食散”,从此以后,服药(特指服用寒食散)称为魏晋名士的标志性符号,也成为上流社会的风尚。巢元方《诸病源侯论》引晋皇甫谧曰:“近世尚书何晏,耽声好色,始服此药,必加开朗,体力转强,京师翕然,传以相授......晏死之后,服者弥繁,于时不辍,余亦豫焉。”苏轼亦说:“世有食钟乳、鸟喙而纵酒色以求长年者,盖始于何晏。晏少而富贵,故服寒食散以济其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