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处被杀以后的第二年，也就是元康8年，晋朝选拔出一个人去剿灭齐万年，那个人就是——孟观。
每当想到孟观，很容易让人记起另外一个人，那就是马隆，他们两个人有许多相似之处：
一，都是寒门有为有才之士。
二，都是以宿卫勇士战胜西北叛胡，一个是在司马炎时期，杀掉秃发树机能；一个是活捉齐万年；
三，都是在任地方官的时候，能保一方平安。
四，都是文武全才，武隆写了兵书，孟观懂得天文。史称孟观少好读书，解天文。
但是，两个人还有很多不一样的地方：
一，马隆是义士，为了义不惜冒着被司马懿杀掉的危险，去埋葬令狐愚；而孟观则有些投机的迹象，为了前程，听命于贾后，并且为了煽动诸王参加诛杀杨骏的政变，而不惜“颇加诬其事”（《晋书，孟观传》），对杨骏进行诬陷。
二，两人虽都是文武全才，可孟观懂得天文，不过天道悠远，人怎能参透？
也就是这两点不同，使得武隆踏踏实实，最终寿终正寝，死在官位上；而孟观，也是因为他自己的这些“长处”，最后却导致他死于非命……
不过，这些我们以后再说。
现在，让我们先回到西北严峻的形势上吧。
齐万年自从击杀了大名鼎鼎的周处以后，军威大振，兵力很快达到了数十万。
而晋王朝不可能放弃关中地区，根据《晋书，司马顒传》中称：晋王朝“石函之制，非亲亲不得都督关中。”这也解释了为什么一会是梁王司马肜，一会是赵王司马伦的，来回调任镇守关中，那是因为，晋王朝十分看重关中这一四塞之地，规定，不是与皇帝最亲的王爷，是没有资格镇守关中的。
此时的梁王司马肜的部队人数也不下齐万年的，不过，由于屡屡失败，士气低落，不堪再战。心急如焚的晋王朝势必要选派更加有才能，并且属于贾皇后亲信、梁王司马肜不敢掣肘的将领来主持讨伐行动。
于是，中书令陈准和中书监张华想到了左积弩将军孟观。
我们知道：孟观，字叔时，是渤海东光人，因为帮助贾后诛灭杨骏而被封为上谷郡公，加积弩将军。陈准和张华对司马衷和贾南风说：“赵王司马伦和梁王司马肜都贵为王公，说到进取，也没什么进取心，说到失败，也不担心被处分。因此，部队人数虽然很多，但是，没有人愿意效力，这就是周处失败的原因。（这种说法不过是顾及司马肜的面子）现在是上下离心，难以取胜，我们以为，孟观是个将才，他沉着坚毅，能文能武，请求派遣孟观率兵前去讨伐。”
两人的建议立即得到了司马衷的批准。
孟观率领的禁卫军个个都是勇悍无比，以一当十。
他来到关中以后，统领关中的部队，以禁卫军为中坚力量，冲在了战斗的最前线，主动出击，与齐万年的部队大战了几十次，斩杀很多敌人，次次都获得了胜利，迅速扭转了不利局面。
转眼到了第二年，也就是元康9年的正月，在孟观到达关中前线的数月以后，齐万年与孟观在中亭（陕西省武功县西）决战，在这场决定生死的大战中，孟观的部队大破齐万年，并在阵中生擒了齐万年。
齐万年被押解到洛阳，斩首示众。
这场自296年到299年持续3年多的叛乱最终被强人孟观镇压。
再议徙戎
齐万年的叛乱给扑灭了，但是，先有秃发树机能，后有郝散、齐万年的叛乱，这不能不使晋王朝朝廷中的有识之士再次关注起胡人问题来。
然而，此时的晋国朝廷上都是些什么人呢？
主持朝政的大约分为5类：
一是司马氏宗室老臣。像很快就要去世的司马泰，以及我们早已经领教过的司马肜和司马伦等人，要么年老，要么短视；
二是名士们。像乐广、王衍、王戎等人，在他们看来，本来做官就是一件违反性情的事，处理经国事务那更不是雅士们应该做的，那都是些俗务，他们的任务就是优游卒岁，坐看云闲；
三是乐于做事的人。像张华、裴頠、贾模等人，他们处于各自不同的目的，在尽心尽力地做事，但是，张华已经年老，只想安度晚年；贾模、裴頠最为操心的事情还不是徙戎，而是贾南风的专权跋扈以及丑声四溢。
四是其他攀附上面三类人而爬上一定位子的人。由于晋朝从司马炎开始，就对随便提出议案的官员不加处罚——此事杜预就曾指出过，因此，到了现在，这种随便表态、轻言异议的作风仍然盛行，根本没有多少人真正认真地去思考、严肃地论证一件事，而是随便发表不同意见。
五是，个别有识之士。但是，他们基本上都身居比较低的职位，左右不了政局。
而提出著名的《徙戎论》的太子洗马江统，就是其中的代表。
柏杨先生评介江统的《徙戎论》是“历史上考虑最周密，计划最详尽，又最切实可行的一个伟大方案。”关于徙戎，从邓艾到郭钦，再到江统，总的一条就是：把戎人、狄人从内地迁出，断绝他们扰乱晋人的源头。
围绕这一命题，江统进行了全面深入的阐述：
他举出历史史实证明，戎人、狄人的本性是：势力弱的时候，对中国敬畏臣服；势力强的时候，即行背叛侵扰。
然后，从周王朝周王朝瓦解，戎狄遂利用这种机会，深入中国本土。到秦王朝统一天下，把蛮夷全部并吞入中国。再到东汉王朝时，西羌各部落多次遂起兵叛变，一直说到晋朝，胡人屡屡作乱，有力地说明了胡人历来是中原内地安定的心腹大患。
在说明了胡人作乱的事实以后，江统接着分析了其中的原因，提出了一个被后人褒贬不一、长期争论的论断：不是我们的族类，就永远不会跟我们同心（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另外，他们作乱的原因还在于，“政府官员和普通平民，都轻视他们、欺侮他们，并认为是这一种天经地义的正常现象，使他们的愤恨和怨毒深入骨髓。等到他们人口够多，力量够大之时，不可避免的自会产生反抗之心。以他们贪婪凶悍的本性，加上累积已久的愤怒，一旦爆发，就不可收拾。”
针对目前的实际情况，江统认为：“关中地区，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历代帝王建都之地，从来没有听说过让西戎、北狄在那里居住。”
因此，他提出了一系列具体的办法。为了批驳反对意见，江统进而站在反对者的立场提出设问，再进行反驳。
最后，江统苦口婆心地指出：“主持国家大计的人，所面对的事，不应只忧虑国家贫困，而应忧虑国家不安。中国有四海之大，人民富庶，难道非把异族留在国内，然后才能立国？对这些异族，政府应明白宣布，耐心解释，送他们返回故土，一方面解除他们的思乡之苦，一方面也解除中国内部的小忧。《诗经·民劳》说：‘爱护中国，安抚四方。’功德永留于世，在谋略中应属最好的计策。”
但是，以当时的晋国朝廷，没人能够下如此大的决心，做如此大的事情。晋国朝廷不能果断采取措施徙戎，也就一再地错过了稳定国家的机会。
江统的《徙戎论》只能让我们后代的人在看到连绵135年的五胡十六国时期的时候（从304年刘渊称王——439年北魏灭掉北凉统一北方，中国进入南北朝时期），唏嘘不已。其实，在进入南北朝（南朝：公元420年—公元589年；北朝：公元439年—公元589年）以后的那150多年的历史里，中原大地又何尝不是争斗不已、战火连年、生灵涂炭呢？
江统，历史记住你了